我们的年会每年召开一次，今天在中建集团的帮助之下，得以顺利召开。刚才光远同志作了很有启发性的讲话，我觉得现在有的同志可能有一种误解，说光远同志喜欢奇思怪想。我觉得光远同志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家，而且是一位思想家。我们这个时代真是需要思想家，经常对社会发展的大的问题能够提出人们不注意、不去想、甚至没有苎到的一些问题。

比如刚才讲的时代的概念，这是到目前都还在争论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提出当今时代是两大问题，和平和发展。西方国家叫后冷战时期和后工业化阶段。和平和发展都面临许多问题，光远同志提出了一个大调整的概念，他认为从世界历史来看，是一个大调整的时代，资本主义在改革，社会主义也在改革，我们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重新认识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在这样一个大调整时期，这两个重新认识是必须的。他还提出过三个三十年的概念。

我想这类问题都是我们现在党和国家、人民最关心的重大问题。但是光远同志终究还是一个经济学家，他的考虑又和经济问题联系起来。这一二十年来，由于我们的客观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在经济学领域发展了许多新的部门经济，不再是单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能完成的。经济学领域非常之丰富，而在我国当今的时期，许多经济学领域可以说都是光远同志首创、推动、发展起来的。他的经济研究不仅研究宏观问题，也研究中观问题，就是现在的区域经济，不仅研究区域问题，还研究微观经济，从企业，企业行为，企业所有制，一直到很多的产品经济，他不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对科学技术有着最宏观的理解，他一直关心过问科技的发展，他把科技、经济和他最宏观的对世界的了解结合在一起。以上是我听过光远同志讲话的一点感想。

下面我发表自己的一点看法。这次我们年会讨论的主题是：面对21世纪我们技术经济工作者的历史责任，面对21世纪，从学术问题的角度来讲，有三个问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改革能不能继续深入，特别是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能不能尽快完成；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面临着当代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时代，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方针，我们技术经济工作者应当怎么对待；

第三个问题是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经济学会不会有一个新的飞跃。

首先谈一下改革的问题。

我们已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总的目标，这一场改革，尽管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由于在改革过程中间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付出了很多的代价，现在在改革要不要继续坚持下去，要怎样坚持下去的问题上，发生了相当激烈的争论。江泽民同志最近讲到，我们要有高度的坚定性和自觉性来推进改革，要毫不动摇。所以要说毫不动摇，就说明现在有人有动摇。他讲了四方面问题，就是争论最激烈的四个问题。

我们不能认为改革就不会遇到挫折了，不能认为改革就不会倒退了。现在就有这种观点，认为改革放弃苏联模式是错误的，认为强调高举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思想割裂开来，认为我们现在所实行的政策是唯生产力论的表现；现在的经济发展是走着一条或明或暗的私有化道路；而造成的危机是造成几千万共产党人的阶级基础——产业工人失业或半失业了，还有党的腐败及政府机体的腐败。不能够说这些同志所说的问题没有一点事实根据，但基本的事实他是错误的。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搞了二十八年，最后的结果是怎样呢?我们今天评价改革的结果是成功的，还是不成功的，是肯定他，还是要改弦更张，要从事实出发，要从千百万人的实践出发，也要用这个实践来评判。不能按书本上怎么说的来评判，也不能按别国的模式来评判。何况在马克思的书中说过象我们这么落后的国家怎样取得政权，取得政权后又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吗?没有。不能要求马克思回答这个问题。马克思不是先验论者。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任务。

反对改革的人说，改革之前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是6％，也是世界上增长很快的国家，现在也不过10％。意思是说改革有多大的影响和作用呢?这些同志有意无意中回避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人民生活水平的进步。我们发展经济，搞社会主义生产，最终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到1978年，我们的城市人口只有简单的温饱，而农村人口有两亿五千万在贫困线以下，城乡居民每人平均年积累下来的金融资产只有一元五角。

改革开放十八年来，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乡居民不仅在消费上投入十几万亿元，而且人均金融资产比1978年增长一百倍。有人认为部分国有企业职工的失业或半失业是改革造成的，是改革的失误。我认为造成失业的原因恰是因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滞后造成的。十八年来新增就业人口2亿4千万，其中非国有经济十八年来吸收了80％以上的就业人员。这就说明国有经济改革滞后了——这就是意识形态争论的结果。所以我说他不是改革之过，而是不改革之过。

有人说非国有经济迅速的发展，是在走资本主义的路，说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中国也会解体垮台。真的是这样吗?显然这是极不符合实际的理论。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当时的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那时有不少人对马列主义，对共产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这是长期极左路线造成的后果。经过十八年的改革，我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人们对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更加坚定信心了。

那么我们可以回头来想，如果不抛弃苏联模式，那结果又会怎样呢?有人说过去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正确的道路，不能放弃。这就不能不让人产生一个疑问：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根本是错了，社会主义道路根本是不现实的；另一种可能，马克思主义是对的，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走歪了。如果不承认后一种可能，那就等于承认前一种可能。这十八年国有经济也在发展，历史上国有经济也产生过很大作用，在那样一个封闭环境下，在极其落后贫穷的基础上，我们的建设看起来还不错。但打开大门一看，世界的发展已完全和我们不一样了，我们已落后了。

现在一部分国有企业还在起着很好的作用，但相当部分的国有企业都面临着很大的困难，这不是个别经理、厂长或职工不努力造成的，而主要是体制造成的。非国有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为国民经济的增长增添了很大光彩，工业总产值中，75％的新增产值是非国有经济创造的，所以非国有经济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功不可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不能小视、鄙视它。当：然改革中间也有很多问题，付出过很多代价。但其中有些问题似是而非，比如说地区差距、贫富差距。从贫富差距来讲(地区差距根本上也是贫富差距)，我们现在是从普遍贫穷转变到在普遍提高的基础上，逐渐拉开差距。按国家统计局的分析有关基尼系数的数据，我们的贫富差距数据在世界上还处于一个中间状态，虽然近年来农村和城市的差距又恢复到80年代初的水平。现在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贫富差距在扩大，另一种是平均主义还很严重。我们决不能忽视后者的严重性。

我们在批判中产阶级，说中产阶级是资产阶级，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反对两级分化就是要有一个广大的中等收入阶层，社会才能稳定。改革中有些问题是由于旧体制尚未消失，尚在斗争和产生的问题，有些足改革的副产品，需要改革进一步规范化。其实不仅是经济领域的改革，政治领域的改革也存在滞后。比如，我们共产党自身也要进行改革，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领导了整顿三风的运动，从而保证了党能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全国的政权。现在我们党要在新的时期新的条件下领导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党的建设在各个方面，从决策体制到组织宣传教育、纪律检查、自身监督等，都需要进行改革。如果不进行改革，怎么能领导这么大一个国家的改革呢？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面临世界范围的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世界的技术发展是飞快的，很多重大的技术都处在改革中。

我们面临着各种产业的技术都在变革当中。

例如，材料工业方面，30年代开始形成了以平炉炼钢为中心的大型化分离式炼钢系统；60年代出现了转炉为中心的大型化连续化的炼钢系统；80年代末又开始出现以电炉为中心的短流程连续化的炼钢系统。再如，能源方面，核电技术，现在也处于新的核反应堆型研究和开发过程之中。在移动式能源设备方面，象汽车所用的汽油发动机已有百年历史，进一步将会出现什么新的汽车能源?看来也处在一个大变革的前夜。

再如，交通运输方面，除了保证运输的安全性外，现在各种交通运输工具都在向高速化发展。航空当然不用说了。铁路运输一度衰落了，似乎逐渐在被淘汰，尤其是客运方面，但60年代出现了日本高速铁路之后，局面开始发生改变。最近一二十年来，法国、德国等都在发展新的高速列车，铁路客运又重新焕发青春。特别是产生深刻影响的信息技术。由于集成电路、计算机、通讯技术的紧密结合和互相渗透，而产生了一个新的信息时代、网络化社会。它的影响会触及到各个角落，会改变人们的生活、生产、娱乐、教育等很多方面。

而我们中国正处在一个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和人家有几十、上百年的差距，但我们又有一个很好的机遇，处在一个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时代，有可能避免重复走别人走过的路，我们作为后来者，要有跳跃的勇气，我们要把信息化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用他来加快我们工业化的速度。生产技术，包括管理都可以尽早地采用信息化的技术，来提高它的水平，从而创造更多的财富。我们现在如果不抓紧，不突出发展信息产业，只是依靠自己的钢铁工业、纺织工业进入21世纪，那我们可能只能是一个二流、三流水平的国家。到那时回头一看，我们又错失了历史性的机遇！

我们面临的第三个大问题是经济学领域。

英国的前经济学会会长曾说现在的经济学还处在类似牛顿以前的物理学时代。若干年来，定量分析，数量经济学发展非常迅速，但也存在许多问题，当前我们传统的经济理论，不管是马克思经济学，或是西方经济学的各种流派，都面临着世界的大调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在改革中间要重新进行理论概括和理论探索。任何一种经济流派都很难完满地解释今天的世界，当然今后也未见得会出现一种统一的经济理论，来统一解释各种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发展规模、不同发展历史的国家的经济现象。但都需探索新的经济理论，这中间数量经济学就尤其显得突出起来。计量经济学也有它自己的问题。一方面需要有丰富的经济内涵，不要陷于仅仅是数学工具的应用；另一方面数学工具也不能限于现在大量应用的线性计算。要进一步研究非线性非均衡理论。现在对非线性非均衡理论的探索也仅仅是在开始，究竟会发展到哪一步，尚难预料。看起来，经济学在未来十年将会产生重大的革命性的发展。

这就是我认为的我们在走向21世纪的时候，所面临的和我们直接有关的三个方面的问题。这就提出了我们技术经济工作者怎样肩负起应有的历史责任，去迎接去推动去促进这样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首先当然我们要做改革的促进派，去促进市场线济体系在中国完整地建立。对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也是一样，我们要做促进派，要努力适应它来推进我们的学术工作。由于信息化社会的到来，对我们技术经济工作者带来许多问题，我们技术经济的许多理论课题上都需要一些新的思维来考虑。

比如，我们经常讨论的科技贡献率，过去常用的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法有没有局限性，新的历史条件下是否要探索新的评价和计算方法?马克思的时代，技术进步的因素在社会生产率发展中所起的直接作用不过5％左右，而现在发达国家中，技术进步对生产率的提高所作的贡献约在60％以上。

再如，创新问题是我们技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到了21世纪，也就是以电脑辅助人脑的新时代，创新也会有新的巨大变化。创新环境、条件、数量化的评价都要重新探讨。还有信息时代，由于信息网重视信息的共享，这就联系到企业的组织结构的开放度，连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也需要重新探讨。

还有成本问题，在信息经济的情况下，与工业经济就有所不同。现在出现的“即时生产”方式，以运输调度取代了中间仓库，成本核算就会有新的要求。今后企业的最大成本将不是物质的消耗，而是人才的培养、学习、教育、研究开发费用所占比重越来越高。折旧概念也要变化，由于技术的日新月异，现在所用的快速折旧都可能跟不上。

象集成电路。自从60年代末出现大规模集成电路以来，二十多年里，平均每年成本下降50％，集成度提高一倍。每两三年就出现一个新品种，对于这类生产企业的成本核算、折旧率、再投资率以至建设时期的可行性分析等都同传统产业有着很大的不同，甚至是质的区别。从此我们还可以看到在高技术领域里，为什么我们许多方面差距还在不断扩大?我们如果从50年代中期算起，对高技术的研究已经有了40年的历史，但许多领域差距不仅没有缩小，甚至还在扩大。一些微电子工厂建成之日就是倒闭之时。

这里有体制上的深刻原因。同样也给我们技术经济提出了严重的而又必须去探索研究的课题。不然我们到了21世纪，还只能在后面亦步亦趋，上面我说的一些事例，可能不尽完善。但是，总之，我觉得，在信息社会里，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生活中间，和过去以实物发展为基本的工业经济相比在研究技术经济问题上有许多根本的变化，从而推动我们技术经济学要有一个新的面貌采出现。其次，在迎接21世纪的时候，我们除了信息经济学本身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之外，我们还需要着力培养新的人才。我们技术经济在全国各地初步有了一些博士、硕士生培养点，但还远远不能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在高校里进一步加强人才的培养工作，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我们技术经济还面临一个任务，就是深入到实践中去，经济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必须在实践中才能成熟起来。我们的学会十几年来一直在探索，我们的会员中不仅有学术界人士，同时也有许多企业界人士加入进采，这样就有利于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当然我们技术经济领域在这方面做的工作还很不够，还需做大量工作，只有在实践发展过程中，才能推动理论宝库的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