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与任（后排左二）与科技日报的同事们

文/范建

老刘叫刘与任，是我的老乡。在报社采编大厅的隔断外，未见其人，却闻其声，像是宿州的口音。后来问他，果然不错。他老家在安徽萧县。萧县有个皇藏峪，是4A级风景区，皇藏峪有个小鸡炖蘑菇，那是必须吃的。小鸡炖蘑菇全国哪个地方没有？可赶上皇藏峪的不多。它用的是三年上好的公鸡和山上的鲜野蘑菇。味道真美。隔壁省、市的人都是慕名而来的。每次都想问问老刘吃过没有，但一聊开，就忘了。

报社的很多人都不认识老刘。是因为他低调少语。他是理论部编辑，是个老编辑。头有些谢顶。理论部不像新闻部这些采访部门，要和上下里外的许多人打交道，所以没有几个认得他。他基本上来到报社就钻进办公室，最多是上个洗手间。要看到他，也就是上下班的时候。

老刘是于光远的大秘书，我是后来知道的。于光远在中国社科院当副院长，在报纸上发过好多理论文章，名气很大。但他的大秘刘与任名气很小。好像这是中国特色。名气小不碍事，许多领导的大秘最后的出路都不错。但老刘好像没有。他来到科技日报，已然是谢了顶的年纪了，还是从编辑做起。

于光远曾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周培源是他的老师。名气更大的周老去普林斯顿作访问学者时，曾把于光远的论文让爱因斯坦看，得到这个大科学家的一通赞赏。但于光远并没有专攻物理，却选择了政治。解放后到中宣部工作，和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走的路相近。

像这些掌故老刘从没提起。是在他签发我的一篇北京大学应用周培源的湍流理论研究的科技成果知道的。这篇文章他支持发头条，但消息中的技术理论他拿不准。又不完全轻信我的表述。于是，抓起电话，就要何祚庥。他说何是搞理论物理的，应该知道。老刘就是这样一个一板一眼的人。

老刘是四十年代生人，从那个年代走来，加上他的不张扬的温吞性格，做事自然古板。循章办事，不越雷池一步。

老刘当编辑时，理论部有个主任叫老潘，是从北大马列主义教研室来的。人在报社，关系却在北大，科技日报是改革开放后的产物。在组成人员上自然带有所有报社不曾有的新现象。有些编辑记者的身份就和老潘一样。这样的环境，像是海纳百川的北大，允许一些不是北大的学生或是社会上的散兵游勇来听课一样。

科技日报开办之初的1986年，就能看到不少穿军装的现役军人在这里当编辑记者。乍一看，还以为是军报呢。

科技日报也藏龙卧虎，有不少大领导的秘书。老刘算是一个。

老潘89走后，又换两任，就轮到老刘当主任了。理论部主要是和专家学者打交道，和本报的人交集不多，人们依然很少知道他。编辑记者真正和他打交道多起来，是他在90年代初当副总编辑的时候。

老刘厚道谦虚，从不显山露水。他跟于光远很多年，有许多故事，我都不知道。也没听他说过。报纸经常配发的科技言论和社论，从没听说过哪些是他的手笔。可见那句“英雄不问出处“对他很合适。

老刘说话细声细气，有微微笑意，一看就是一个好接近的善良的人。有一次，报社搞改革，让我在一个新的部门当副手，我试了一下，不想陷入日常的管理琐事，觉得还是回归当记者好，但领导已经圈定，没有班子的同意不行，于是，我开始游说领导。找到他，他成了快意的理解人。

1991年，安徽战胜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来北京民族宫搞过一次展览。他专门找我和同事武云生一起参观，并采访了时任省长的傅锡寿。记得那次采访，分头到民族宫会合，到后一看，他骑的是一辆28式破自行车。拎个包也很老旧。

别看老刘简朴，却极受待见。老刘亲自出马，傅省长十分重视，采访非常顺利。我不知道他们知道不知道老刘是于光远的大秘？只见一个处长左一个刘总，右一个刘总，忙不迭地要安排饭局，老刘婉言谢绝。

于光远注重人才、发现人才是有了名的。这与他的大秘刘与任充当很好的二传手有关。

文革期间，一个叫杨小凯的年轻人因为写了一张《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刑十年。他在狱中自学了《高等数学》《英语》《电机》等专业书，刑满释放后被分到邵阳的一家印刷厂做校对，李锐和女儿李南央见其才华不凡，一起推荐他参加社科院研究生院考试，后被录为技术经济专业。此后，又是于老推荐杨小凯到技术经济研究会工作。其间，许多具体安排的杂事都是老刘做。杨小凯对老刘感恩也是情真意切。

老刘虽古板，但在为人办事上，受于光远不小的影响。杨小凯说，于光远勤奋过人，文笔了得，写有不少文章，好多都是自己起草，以至于报章发不完，有时就让老刘署名发，可见于老把老刘当自己人看。

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是于老一手搞起来的。于老事多，顾不过来，就把研究会的事交给老刘，老刘到了科技日报，不仅没丢下，还挑了大梁。从开展学术活动、培训、咨询、服务、编辑出版杂志。事无巨细，身先士卒。有时研究会开大会，会员们想听听于老讲话，可于老来不了，老刘就成了于老的代言人。场下人听后，觉得人不一样，风格却是一样。

技术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科学，老刘除了完成好报社的理论研究和组稿发稿任务外，还紧密联系经济建设实际，尤其是在农业技术经济方面，做些具体的上通下达、左右串联的工作。他有这样的优越条件。

中国农科院有一位研究籽粒苋的研究人员，知道我和老刘在一个单位，见到我就说老刘为籽粒苋出了大力了。要是没有老刘，他的这个不起眼的籽籽怎么会搞出名堂来？

与老刘在一起的日子里，我俩从没红过脸，与他唯一的一次争论是在我的一篇稿件上。

1994年，教师法刚公布不久，我策划了一组《<教师法>出台之后》的系列报道选题八篇。得到时任总编张飙的支持。前面的三篇由我执笔，发表后在社会上反响很大。由于不唱赞歌说真话，打的又是擦边球，吸睛不少，赞扬也多。不少报纸全文转载。央视还仿此作了专题。《光明日报.文摘报》在头条位置转载。时任光明的总编辑徐光春对他们的编辑记者说：这个选题本应该是我们做的，怎么叫《科技日报》抢先一步？

初始大捷，给我添了不小的积极性。第三篇《请关心教师健康》也乘胜追击。刚从新华社新疆分社调来不久的总编室编辑阎新华是位一米八个头的壮小伙，看到这篇通讯竟潸然泪下。没想到，当天轮到老刘值白班却卡了壳。

本来这组系列报道是总编辑定下的当月重点稿目，当天也作为急稿拟安排次日头版头条发表。没想到竟然让老刘给压了下来！我有些不可思议。

无论从老刘的思想理念和私人关系来说，他都不应该这样。我立马找到老刘，问是什么原因？也谈了我的看法。老刘涵养不错，静静听着。他不同意马上发表的理由有二：一是文章写的过于凄惨，会带来负面效果；二是使用的二三人称交替的手法很少有。“如果要发，一定要改！”

当时年轻好胜，有些血气方刚。尤其是第二个问题，觉得老刘少见多怪，心有不服。就说，如果老飙同意又该如何？老刘含蓄，轻柔一句，“如他同意，可发”。我觉得老飙会力挺我，可我没想到，那句话竟使他不好表态。我这才知道犯了人事的大忌。于是，不得已而违心地充当了一次＂刀斧手＂。

这是我唯一和老刘发生的一次不愉快。

一年后的一天，我突然得知，老刘夜班回家，由于大面积心肌梗塞在协和医院错失了抢救时机而匆匆离开了我们。当时他才58岁。真没有想到，他本不该过早离去。因为过劳，不堪重负的心脏到了极限。

许多年过去了，每次只要想到他，我就自然想起我们间的这次争论。

老刘的古板和执着，是那个环境促成的。就像他的大面积心肌梗塞一样，他并不知道。而他知道的，是自己一直健康的身体。

《请关心教师健康》的标题是老刘改的，朴实而又直白。就像是他的为人。没有想到，文章所述的那四个积劳成疾、辛辛苦苦的教师医生英年早逝后，正当年的老刘也匆匆追着他们而去。真是天道不测，造化弄人。

我后来终于理解老刘的良苦用心，他不想让那个年代活着的年轻人太过凄惨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可遗憾的是，老刘关心和呼吁的是教师和医生的健康，却没能关心到自己的健康。

(转载自网易：https://m.163.com/dy/article/IUM66ORO0556265S.html)

中国技术经济学会
2026年9月17日
(审核并签发：黄检良)